| |  | | | 《新周刊》:一部电影，有时候会折射出创作者本人的心灵。如果说，从前的《红高粱》到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里，都能触摸到你身上那股劲儿，《千里走单骑》呢？
张艺谋:这是所谓文如其人吧，牵强地说，它是一种执着的精神。这跟我有关系，大家都约定俗成地认为我是“一根筋”。《千里》里高仓健也是一根筋，其他某几个人也有这种一根筋的影子，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好吧，喜欢这种执着的、认定一个目标的特性。我始终认为这种性格能产生一种戏剧性。如果你让我塑造多变的、灵活的，一个随风飘的那种人，我很没有这种感受，可能塑造不好。还有就是《千里》呈现了某种朴素感，这不是指画面，也不是指手段，而是指电影中的某种情怀。这个朴素感跟我个人也有关，你看我的电影很少有特别复杂、矫情、扭着缠绕在一起的情感故事，我很不擅长这个。不管电影拍得好和坏，我电影中的爱恨情仇都比较朴素、比较贫下中农、比较大众。
“主流电影的强大，才是中国电影的真正强大。”
《新周刊》:你和巩俐当年合作过一部港产电影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，这好像是你首次与香港合作，首次接触商业运作，我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当时对商业电影很看不起，演完了配音都没去。现在回头看，从什么时候，你对商业电影不排斥了?
张艺谋:我印象中，10年以前，商业、票房、娱乐这些词，我们都很少提起。10年后，今天每一个导演都大谈票房、商业，大谈上座率，已然不是庸俗、低级的表现。10年以前我们都不屑于谈，只谈艺术或政治。时代渐渐发生了改变，我们自己也慢慢改变了观念。
而且，今天我有更清醒的认识，我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，首先是在于主流电影的强大。有人说商业电影叫得不准确，每一个电影都要卖钱，包括艺术电影、探索电影。所以我说主流电影，就是大部分老百姓喜欢看的电影，我指大部分老百姓，不是少数精英。有时候导演有这样一个体会，当你拍出一个很棒的电影时，你几乎可以把大小电影节的奖通吃一遍，这对导演的个人成就来说，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他满载而归，就能成腕儿。但这是电影的唯一出路吗？这是电影产业的强大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是导演个人的成就，不能说明中国电影产业的成就。只有主流电影的强大，才能牢牢吸引观众进电影院，才能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市场的瓜分和侵蚀。才能保护自己的电影产业、电影投资、销售的良性循环。韩国是最好的例子。我去日本参加东京电影节，看到一个三层的大商店，里面全部是韩国明星的纪念物品，所有的扇子、手绢、书啊、影碟啊、钥匙链，大到汽车都有，全是关于韩国电影明星附属的产品，是给日本发烧友准备的。这样一个专用品商店让我震惊，而且里面还是熙熙攘攘，还不是门可罗雀，这让人很惊讶，这会带来多大的产业利润啊。这就形成了产业链。
中国电影真正的强大，我以为是主流电影的强大，但我们不要把主流电影只看作商业，而不看作艺术，它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，所以不必去讨论多少艺术、多少商业，谁赞成这个，谁赞成那个。主流电影，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看的电影。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电影最缺的就是这个。你可以把《英雄》看成是在做这样的尝试，得奖电影我也拍了很多，我也没有野心要把奖都得完。拍《英雄》、《十面埋伏》，题材是我们的喜好，但多多少少也是在做新的尝试，去拍一些主流电影。我下一步电影就是主流电影。希望有更多人观看。
“她们都是在大二被我发现的。”
《新周刊》: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，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女人是谁？
张艺谋:这种问题挺像八卦杂志的问题。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。当然我也可以回答你，就是我母亲。母亲给我的生活的勇气和最大的力量。
《新周刊》:谋女郎一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但和巩俐当年所引起的赞誉相比，章子怡更多面临的是国内舆论的责难和非议，你认为为什么她们两人有截然不同的媒体反应？
张艺谋:焦点只是两个人，巩俐和章子怡，别人还到不了这个程度。当然这两个人也很特别，都跟我有多次的合作。虽然是我发现她们，但如果不是我启用，她们就不成了吗？也未必。首先她们是这块料，第二也在于有几部拿得出去的作品，迅速地在世界上有了影响。最重要的，是她们也都非常努力和刻苦，大家只看到成就和花环，机会和条件什么的。但我知道，她们每走一步都是很艰辛的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三者缺一不可。但我觉得很幸运的是，现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中国女星，都是我发掘出来的(得意地笑)。她们都是在大二被我发现的，在这方面我有自豪感。
巩俐刚出道的时候，也有一段时间被砸得很厉害，说三道四，再加上跟我所谓的绯闻，骂得很厉害。这事我还问过张曼玉，她说她在香港刚出道的时候，也一片骂声很多年。她说一个年轻女演员只要出来，飞速蹿红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好像就是个规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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